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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民回忆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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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《平淡无奇也是真(初稿)》第四章 入伍  

2014-08-29 13:08:14|  分类: 平凡是真:匡老回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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矢志不渝

 

在我的人生旅途中,非常值得庆幸的是,曾经有过一段长达十八年的军旅生涯。可以说,我的整个青年时期,都是在军队这个大熔炉中度过的。这一段特殊经历,对于我的人生目标,对于我一生的追求和走向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深刻影响。

我是于1960年8月正式参军入伍的,而在此之前很久,参军入伍就已成了我孜孜以求梦想。早在1958年国棉二厂征兵时,我就积极要求参军,并且抢先报了名,但是厂里说我是1941年阴历腊月生人,年龄不够18周岁,拒绝了我的请求,更不让我参加体检。

没有办法,只好等待来年再报名。哪知到1959年征兵时,又遇到了同样的情况,厂里仍然以年龄不足为由把我拒之门外,这让我既着急又无奈。

我心里明白,厂里实际上是不愿意放我走,因为那时我是车间和细纱乙班的宣传骨干,从班组到车间都在阻扰我的参军之事。如此看来,不下点真功夫大气力,要想实现参军梦想恐怕是难上加难了。

说心里话,其实当时那样急迫地想参军,也并不全是公字当头、一心为国。当然履行义务、保家卫国的初衷是有的,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,看到人家早些年参军的同志,回来探亲时身穿军装神采奕奕,那种豪迈自得的表情和众人瞩目的场面,真是令人羡慕敬仰。再加上他们叙述军队的驻地以及到过的地方,都是那些天南海北、遥远而又陌生的名字,一种神秘感和好奇心油然而生,驱使我心驰神往。

心里想如果不走参军这条路,就有可能在国棉二厂囿于一地、了此一生,一辈子也出不了石家庄,看不到外面的精彩世界。基于这种观念,我一心要以参军为契机,走出家门,闯荡一番事业,哪怕若干年后再转业回来,也不枉在人生的风口浪尖上走过一遭。

转眼到了1960年7月,夏季征兵工作又开始了。在全厂征兵动员大会上,我了解到这是我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以来的第一次夏季征兵,这次在国棉二厂将征招八名新兵入伍。

我立刻意识到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,因为从年龄上说,即使是按虚两岁计算,也够18周岁了,也就是说硬件已经具备了。但是由于适龄青年多,有大几十人报名,八九个人里才能挑一个,难度不小。再加上车间不愿意放我走,如果他们与厂里串通一气,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能把我的参军梦击得粉碎。所以这次我决不能坐以待毙,必须主动出击、扫清障碍,为顺利参军铺平道路。

于是我联络了与我同岁的好友王占聚,同心协力进行着参军的努力。

我们率先报名以后,先找负责征兵工作的厂人保科,申明我们年龄已经足够,表达了我们一定要参军的决心,希望他们不要再设置障碍阻挡我们的参军之路。尔后又找车间主任、值班长,恳求他们理解我们的参军愿望,支持我们的参军要求。

接下来的十多天,我们上下左右反复疏通,说好话、找同情,难怪有人说“人保科的门槛都快被你们踏破了。”

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”!这次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,厂人保科通知我们可以参加体检了。

国棉二厂参加初检的适龄青年总共有三十多人。那天上午,由人保科的同志带队,来到设在国棉一厂生活区的征兵体检站。从测身高、量体重、检查视力、辨色力,到内科量血压、测心率、听心肺、摸肝脾,再到抽血化验、透视检查,最后到外科脱光衣服做各种动作,还东摸摸西看看。

但检查了个一溜转遭,医生什么结论也没出,只留下了一句话:“你们回去等着吧,有了结果就通知你们。”

两三天后,人保科通知我说:“你的血压有些偏高,需要重新复查。”我马上去问王占聚是否接到通知,他说没有接到复查通知。我心里咯噔一下,难道体检遇到了什么问题又要泡汤了吗?!后来才知道,原来参加复查的人是有希望的,而不再复查的倒是被淘汰掉的人。

人保科的同志告诉我说,你晚上要睡好觉,第二天早晨不要做剧烈活动,测血压时不要紧张等等。我一一照着做了,果然测量结果是120/80毫米汞柱,虽稍微偏高一些,但符合标准了。

到了7月底,市武装部的一纸《入伍通知书》发送到了我的手上,上面清楚地写着:“经体检政审合格,批准入伍服现役,请务必于8月12日到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报到”。啊!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!盼望已久的梦想在此刻终于变成了现实。

但是激动过后,我冷静一想,面前还有另一道更加难解的命题,需要做出正确的解答。那就是入伍当兵的事还从没有向父母透露过,还不知道家里的态度和反应是什么。

因为当时我爹正重病缠身,除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以外,光每天的医疗费用一般的家庭都难以承受,最多的时候曾经每天支出5元钱;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弟妹需要扶养,弟弟11岁正在上小学,妹妹才5岁。而当时我和姐姐的工资都不算低,可以说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。

按常理说,在这种情况下,我要是抛家舍业去当兵,父母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的。正因为如此,从报名体检到被批准入伍的整个过程,我不敢和家庭中的任何成员透露半句,也没有回过家。可是现在入伍通知书都发下来了,是必须向家里挑明的时候了。于是我下定决心,不管采取什么办法也要闯过这道难关。

我硬着头皮回到家里,轻描淡写的对我娘说道:“我已经被批准入伍参军了,再过十来天就要出发到部队上去了。”

我娘显然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,似乎没听懂我在说什么,就又追问了一句,随后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淌下来。她喋喋不休地向我哭诉着家庭的困境,表示绝不同意我此时去当兵。

我一看势头不妙,就一边说这是组织决定了的事情,是不由自主、不能改变的,一边赶紧收拾东西立马驱车返回厂里,等待下一轮的艰苦考验。

果不其然,当天下午我娘就在我姐姐的陪同下追到了厂里,让我找厂领导要求改变这个决定。

看到母亲哭哭啼啼难过的样子,我无奈地领着她们找到了厂人保科和区征兵办公室。当人家倾听了我娘的陈述以后,都觉得有一定道理,并表示了极大的同情。但他们又说,这个问题还必须征求本人的意见。

于是他们又找我进行个别谈话,首先申明:“咱们厂符合入伍条件的还有好几个,如果你现在决定放弃还来得及,组织上可以马上研究换人。”但又说:“如果你还是坚持要求入伍不变的话,那么组织上就和你一起做通家属的工作。”我当即表示入伍的决心已定,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决不放弃。

他们心中有数以后,就先找我姐姐单独谈话,希望我姐姐协助组织一起做我母亲的工作。此时我姐姐只是默默流泪并不作声,其实她也是不同意我当兵的,但又不愿意强行干涉弟弟的选择,更怕影响了弟弟的前程,只能采取沉默不语的态度。

在领导苦口婆心的说服劝导之下,我娘和姐姐也知道我的决心之大是无法挽回了,所以她们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,慢慢地同意了我的入伍愿望。

这时姐姐也表了态:“弟弟你就安心到部队当兵去吧,家里有我和你姐夫替你尽孝,你就放心走吧!”

在办理离厂手续结算工资时,厂里总共发给我270多元钱,我全部留给了家里,自己身上分文没带就前往集结点报到去了。

 

新兵感受

 

1960年8月12日,是新兵报到的日子。我一早就来到国棉二厂生活区对面的第十二中学,这里是我们这批新兵的报到集结点。

武装部的领导,以及部队前来接兵的同志,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登记完有关资料后,我被领到了二楼的一间教室。这个教室里是一个新兵排,棉二入伍的八个同志都在这个排里。

接兵的干部告诉我们,这批新兵是北京军区空军来石家庄接的一个营,所以我们都要到北京去当兵。

接下来给我们发放了军装、被褥、脸盆、水壶等一应物品,并教会了我们如何打背包。第二天上午进行了简单的入伍教育,还特别强调了运兵途中的安全问题和注意事项。

下午就把我们带到石家庄火车站,乘上了一列大闷罐车,一下子拉到了北京通县机场,开始了我的部队生活。直到这时我们才真正弄明白,原来我们是空军通县场站接的两个新兵连。

新兵入伍后,需要先接受一个月的新兵训练,才能分配到场站所属的各个基层单位。

新兵训练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入伍基础教育、条令教育、队列训练、投弹射击等项目。虽然有些单调枯燥而又艰苦,每天下来腰酸腿疼,但毕竟都是全新的内容,使人有一种新奇感,不知不觉过去了二十来天。

这天临近中午时分,连里突然发出通知,点名让我们一部分人立刻到连部,说有事情要传达。

原来,驻通县机场的雷达兵第三团,因为当年从四川接的新兵文化程度太低,从中挑选雷达操纵员、报务员比较困难。经北空司令部协调,要从通县场站接的新兵里,调换30名文化程度较高的,到雷达三团担任雷达操纵员和无线电报务员。于是我就被调换到了雷达三团,和我一起调换过来的国棉二厂工友还有张继和、张文义二人。

这样,我在新兵连仅仅训练了二十来天,就匆匆结束了新兵连的生活,提前被分配到雷达三团北京左安门雷达站。同时分来的战友还有:国棉二厂的张继和;国棉一厂的张鸿德、冯文华;灯泡厂的李增秀、刘秉庭等。

左安门雷达站装备的是苏联制造的П-30雷达,1959年刚刚进口,是当时全空军最先进的微波引导雷达。在全国范围内,连同首都机场装备的一部在内,总共才有十部。

连队的建制是根据工作分工设置的,连部有正副连长、正副指导员、文书、通信员、卫生员。下属雷达排、油机班、炊事班、遥控二台、遥控三台。

雷达排的首长是雷达排长,另有雷达技师、操纵长若干。下辖三个操纵班,每个班都由平面、测高、比高三种显示器的操纵手组成,而且都配有操纵天线的技师,因此每个班都能组成战斗小组,独立完成作战训练任务。

油机班的直接上级是油机技师,主要任务是负责油机发电,保证雷达车和天线车的所需电源;还要负责连队雷达车、油机车、运输车和履带天线牵引车车辆的保养、驾驶任务。

后勤在司务长的领导下,由上士和炊事班组成。主要负责连队的伙食改善,以及养猪种菜等工作。

遥控二台、遥控三台是两个无线遥控台,分别设在北空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所。任务是把主雷达的平面显示信号,通过无线保密系统,传输到指挥所的平面显示器上,以便首长、指挥员和领航员直接看到雷达图像,分析战况、下达指令。

到达左安门雷达站以后,我被分到了操纵一班,担任了一名平面显示器(ИКО)的操纵员。平面显示器是全面观察空中情况的显示器,它在以雷达站为基点的400公里圆周内,只要飞机的高度和其他条件适合,就能够掌握飞行目标的所有平面数据;而飞行目标的高度则由测高显示器测定;飞行目标之间的高度差由比高显示器(ИАД)测定。

平面显示器操纵员的任务主要是发现并跟踪掌握目标、判断目标的性质(目标种类、机型大小、敌方我方等)、测定并报读目标所在的方位距离等。当时雷达一班的班长叫李印祥,是测高显示器的操纵员,而且是连队加强班成员,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。雷达二班的班长张治修也是加强班成员,他是平面显示器操纵员,是我业务上的老师,也是我最初的榜样和偶像。这样以来,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两个班长双重的重点培养对象。

正当我扑下身子抓紧训练的时候,发生了一件让我痛苦难当的事,对我的思想和情绪,可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那天早饭过后,我铺开平面显示器坐标纸,摆上十个带蓝点儿的小玻璃片,正在练习图上判读方位距离。忽然连部文书跑过来,说让我马上到连部,指导员找我有事。

待我跑到连部以后,见连长贾士杰和指导员冯小海都在。冯指导员用低沉的语气,严肃地对我说:“告诉你一件事,你要有思想准备。你们家来了电报,说你的父亲可能不行了。”随手把电报交给了我。

我拿过电报一看,“父病故速回”跃然纸上。我的头嗡的一下像炸了似的,不知是难过是悲痛还是愧疚。要知道此时我入伍才一个多月还不足两个月,难道父亲的死与我的固执没有关系吗?!

指导员又继续说:“其实这封电报不是第一封,前面已经来过两封,五天前就来电报说‘父病重速回’,第二天又来电说‘父病危速回’,我们都以为是家属想儿心切来的假电报,因为现在的假电报很多,所以就没有告诉你。直到这封电报来后,我们经研究才决定告诉你,但可能耽误了你探望老父的最好时机,我们郑重地向你道歉!”

我急急忙忙收拾行装,于当天下午就坐火车赶回了石家庄。可是到家一看,灵堂没有了,父亲的遗体不见了,就连棺材也没有见到。

那时我老姑还在家里,她向我哭诉道:“昆呀,你回来得太晚了,家里两次三番给你发电报不见你回来,以为是新兵刚到部队不允许回来,就没有再等你。你父亲的丧事都是你姐姐、姐夫一手操办的,办得挺排场,还做了纸扎人,请了吹鼓手。你看人已经埋了,虽然临死你没能见上一面,但也只能这样了,总不能再挖出来让你看看吧。”

我和母亲哭作一团,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,有说不出来的痛楚,既有对姐姐、姐夫的一片感激之情,又有在父亲临终时没能尽孝的愧疚之感。

然后我拿着纸贡跑到父亲的坟上又大哭了一场,我告诉父亲,儿子回来晚了,请你原谅不孝之子在你临终时,没能在你身边尽孝。但你放心去吧,我一定要像个真正的男子汉,在成就自己事业的同时,对整个家庭要切实负起责任,好好孝敬母亲,抚养年幼的弟妹,让这个家庭越来越好。

回到部队以后,为了进一步勤俭节约、节省开支以贴补家用,修订了我的生活计划。在每月6元津贴费的情况下,我每月只留出2元钱,作为购买牙膏肥皂、信封信纸所用,不再有其他任何开支。省下4元钱以零存整取形式存入银行,攒够20元后取出寄回家里。在当战士的三四年里就一直这样坚持,直到1964年9月提干后,挣到了薪金,又有了经济实力,才算彻底帮助家庭渡过了难关。

 

苦练技术

 

入伍来到左安门雷达站以后,我被分配到操纵一班任平面显示器操纵员。

开始时,让我们几个新兵先接受一段时间的队列训练,由队列动作比较规范的班长进行操练。两节课下来,教练班长就发现我的动作比较准确,也比较规范。比如有的战士腰间、腿上绑着木板都站不直,而我不用这种约束,就站的自然挺拔。

从此他就把我作为标兵,让我站在队列第一名的位置,整支队伍向我看齐;在各种队列动作训练时,不管是立正稍息、敬礼转向,还是徒手、持枪的各种步法,教员讲解以后,就让我做示范动作,我俨然成了一名助理教员。因此我队列动作出众的名声,在左安门连算是传开了。

第二年,当接到团里要举行“班教练”会操比赛的通知时,当时还是副班长的我,就被连长指定为左安门连参赛班的班长。于是由我提名,在全连范围内挑选了十二名战士,组成了标兵班。然后在我的带领下,经过一个多月的强化训练,参加了团里的正式比赛。

在杨村机场的比赛现场,我们这个班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和好评,团首长给予了高度地评价。用首长的话说“尤其是动作的标准规范、铿锵有力、步伐的整齐划一、横排左右转弯的视觉感官度等,应该说是出类拔萃的。”因此,我们当之无愧的为左安门连赢得了最高奖——一等奖和特别奖。

参加射击训练亦是如此。按照空军的规定,营以下干部不论担任何种职务,只要是在你管辖的范围内,装备了什么武器,你都要会使用、能操作。所以我在连队工作这十来年,接触到的从步枪、手枪、冲锋枪,到机枪、高射机枪都会打,也都能打出不错的成绩。尤其是步枪和手枪,除在初次打靶打出过良好以外,以后基本上都是优秀。

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在担任连队副指导员和指导员时,对连队装备的汽车和履带牵引车不会驾驶,因为当时我不想去学,所以没有学会开。

在专业技术的训练中更是拼命钻研、不遗余力。我的本职工作是苏制П-30雷达平面显示器(ИКО)操纵员。П-30雷达是微波引导雷达,左安门站担负着为北空指挥所和空军指挥所,传送雷达屏幕图像、通报敌我双方飞机的相关数据,为首长决策及领航员下达指令提供保障。

平面显示器是全面观察空中情况的显示器,它在以雷达站为基点的400公里圆周内,只要飞机的高度和其他条件适合,就能够掌握飞行目标的所有平面数据;平面显示器操纵手的任务主要是发现并跟踪掌握目标、判断目标的性质(飞机、气球、云团、地物、干扰等)和大小机型、测定并报读目标所在的方位距离等。

当时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П-30雷达的配件,所有消耗易损件都要靠从苏联进口,再加上他们的要价很高,根据我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实在难以承受。举个例子,发射车上同时工作的磁控管一共有六支,它们的理论寿命是2000小时,一支磁控管的要价就是3000元(当时我们连长每月薪金只有90多元),而一支滤波管的要价则有10000元。

由于上述原因,空军雷达兵部对П-30雷达的开机时间,做出了严格的控制规定,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随便开机训练的。所以我们当时训练的重头戏是进行图上作业、机下练兵。除了保证作战和飞行部队训练任务外,我们自己单独进行开机训练的机会很少,一旦能够上机操作,都会认真对待、惜时如金。

尽管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,经过一年多的训练以后,我就被评为了二级技术能手,两年以后又被评为一级技术能手。1962年,连里确定操纵二班班长张治修复员,我便接替张班长担任了连队“加强班”成员,成了平面显示器操纵员的一号手。

1964年,在罗瑞卿总参谋长的推动下,开展了全军大练兵,树立并推广了“郭兴福教学法”,还进行了“全军大比武”。在这期间,我曾经担任过连队的“郭兴福教学法”教员,也参加了“大比武”。

空军雷达兵的比武大会在唐山机场召开,当时机场内只有两部雷达,分别是警戒雷达406、引导雷达П-20,我就是在П-20雷达上参加比武的。我一共参加了两项比武,便荣获了两个一等奖:一是空军雷达兵П-30编批测报方位距离(图上作业),二是地物回波内测向测距(在П-20雷达机上作业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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